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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人格修養
時 間:8月23日(周日)09:30——11:3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歐陽禎人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孔子儒家思想的六大主要功能
時 間:8月22日(周六)10:00——12:0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湯恩佳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世界儒商聯合會會長
體悟逍遙之境—《莊子》寓言解讀
時 間:8月16日(周日)09:30——11:3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孫敏強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著名吟誦專家
時 間:8月15日(周六)14:00——16:0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徐健順
中央文史館書畫理論委員會委員
中華文化與生態文明論壇
時 間:7月10日、11日14:00—17:00(已結束)
報名電話:0851——3617687 0851——3613818
端午節專題文藝演出
時 間:6月2日(周一)13:30—16:30
報名時間:2014年5月27日——30日(上午:09:30—12:00 下午:13:00——16:30)
報名電話:0851——3617687 0851——3613818(單位、團體報名
包粽子體驗活動
時 間:6月2日(周一)13:00—16:00
報名時間:2014年5月27日——30日(上午:09:30—12:00 下午:13:00——16:30)
報名電話:0851——3617687 0851——3613818(單位、團體報名)
道德經說什么
時 間:4月27日(周日)09:30——11:30
票 價:免費索票(已結束)
主講人:何士光
二O一四"中華婚禮"新人征集
報名時間:2014年5月12日起—8月20日止
報名地點:貴陽孔學堂管理處社會發展科
外國理事成員考察參觀貴陽孔學堂
時 間:2013年7月
活動意義:感受中國深厚文化底蘊
貴陽成人禮
時 間:5月4日(周日)09:50——11:00
活動地點:孔學堂禮儀廣場
《貴陽市國學教育讀本》吟誦培訓班
時 間:4月12日(周六)09:50——11:00
活動地點:明倫堂

孔子展覽館開館儀式
時 間:2014年7月10日
地 址:貴陽市花溪區董家堰貴陽孔學堂孔子展覽館

《孔學堂品牌價值研究發展規劃》合作邀請函
報名時間:2014年5月31日至2014年6月6日
聯系地址:貴陽市花溪區董家堰貴陽孔學堂管理處
貴陽成人禮
時 間:5月4日(周日)09:50——11:00
活動意義:孔學堂禮儀廣場
情暖重陽·孝滿筑城
時 間:013年9月中旬至10月下旬
活動意義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中華美德
圓夢當感恩圓夢當自強
時 間:7月19日(周日)0930——11:3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鄭傳樓
貴州省農委機關黨委副書記
“太和清音”張峰古琴賞析
時 間:7月18日(周六)09:00——11:0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張峰
中國琴會理事
“大本”與“達道”
時 間:7月12日(周日)0930——11:3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俞榮根
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活生生的生活儒學
時 間:7月11日(周六)09:00——11:00
票 價:網絡報名
地 點:孔學堂 主講人: 黃玉順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中華文化與生態文明論壇
時 間:7月10日、11日14:00—17:00(已結束)
報名電話:0851——3617687 0851——3613818
端午節專題文藝演出
時 間:6月2日(周一)13:30—16:30
報名時間:2014年5月27日——30日(上午:09:30—12:00 下午:13:00——16:30)
報名電話:0851——3617687 0851——3613818(單位、團體報名
包粽子體驗活動
時 間:6月2日(周一)13:00—16:00
報名時間:2014年5月27日——30日(上午:09:30—12:00 下午:13:00——16:30)
報名電話:0851——3617687 0851——3613818(單位、團體報名)
道德經說什么
時 間:4月27日(周日)09:30——11:30
票 價:免費索票(已結束)
主講人:何士光
二O一四"中華婚禮"新人征集
報名時間:2014年5月12日起—8月20日止
報名地點:貴陽孔學堂管理處社會發展科
外國理事成員考察參觀貴陽孔學堂
時 間:2013年7月
活動意義:感受中國深厚文化底蘊
貴陽成人禮
時 間:5月4日(周日)09:50——11:00
活動地點:孔學堂禮儀廣場
《貴陽市國學教育讀本》吟誦培訓班
時 間:4月12日(周六)09:50——11:00
活動地點:明倫堂

孔子展覽館開館儀式
時 間:2014年7月10日
地 址:貴陽市花溪區董家堰貴陽孔學堂孔子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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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間:2014年5月31日至2014年6月6日
聯系地址:貴陽市花溪區董家堰貴陽孔學堂管理處
貴陽成人禮
時 間:5月4日(周日)09:50——11:00
活動意義:孔學堂禮儀廣場
情暖重陽·孝滿筑城
時 間:013年9月中旬至10月下旬
活動意義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中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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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核心觀念對話:"居今"何以"識古"
2017-06-12 13:53 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歷程中,自先秦時人強調“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到司馬遷撰《史記》強調“通古今之變”,再到南朝劉勰自覺提出“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命題……“居今識古”在人們進行社會實踐和歷史研究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的一個核心觀念。為了促進學界和大眾對中國古代史學觀念的了解,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居今識古”的現實功用為社會服務,我們特別邀請四位史學史與史學理論方面的專家,從概念提出、思想傳統、具體踐行以及現實關懷等方面,對中國古代史學這一核心觀念和重要傳統進行解讀。

主 持 人:

戶華為 朱露川

  特邀嘉賓: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瞿林東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江 湄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孫衛國  

  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劉開軍

  瞿林東

  “居今識古,其載籍乎”:一個十分重要的史學命題

  主持人:距今約1500年前,南朝梁人劉勰撰成《文心雕龍·史傳》篇,其開篇提出“居今識古,其載籍乎”,這是中國史學中一個關于古今關系的重要命題。在劉勰以前,中國史學上已有這一思想認識,其思想淵源可上溯至先秦時期的史官制度和修史傳統。從概念上看,中國古代“居今識古”這一命題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瞿林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敝袊糯P于“居今識古”的認識,應當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逐步獲得的!熬右远嘧R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這一古訓大意是說:人們應當多識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便多聞多見,以蓄積己德。這個“德”,既包括道德,也包括見識。道德重在做人,見識重在做事。而“前代之言,往賢之行”,正是后人引為借鑒的。在文字被發明出來以前,這里說的“言”與“行”有些當是人們在實踐中口耳相傳得到的,如《詩經》中的《雅》《頌》作為史詩,一方面有藝術夸張的地方,同時也包含著文明時代以前的傳說,其中《生民》《公劉》等,讀來都十分親切生動。

  當文字被發明出來以后,有了歷史記載和歷史著作,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所謂“前代之言,往賢之行”被記載下來,成為后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重要途徑。周人指出,殷朝是“有冊有典”(《尚書·多士》)的朝代,而孔子是整理古文獻的大學者(《論語·八佾》)。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周王朝和各諸侯國都有史官記述國史,如《春秋》《梼杌》《乘》等名目的國史以及相關記載的出現,為人們認識“前言往行”提供了廣闊和深遠的時空條件。太史公司馬遷說得好:“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話的意思是說,生活在現在的人們,要學習、記住過去的事情,是為了以其作為一面鏡子,對照自己的言行得失。

  劉開軍:古圣先賢素來重視推行教化,中國史學尤其講究以史為鑒,這都需要一個前提,即“識古”!渡袝ぞ普a》中,周公鄭重地提出要以殷商的滅亡作為周的統治之鑒。倘若周公“居今”而不“識古”,連殷商的歷史都不清楚,就談不上總結經驗教訓。再看《尚書·無逸》篇中,周公舉殷王中宗、高宗的勤政論說統治之術,核心是君王不可耽于享受、忘記小民的痛苦,同樣發人深省。所以,“居今識古”這個命題的重要性不是我們講出來的,而是實實在在地擺在那里的。

  主持人:所謂“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意思是說“載籍”是“居今識古”的重要途徑。那么,“載籍”是如何發揮其“識古”之用的?同時,出于史官或史家之筆的“載籍”能否客觀地反映歷史面貌,成為“居今”能否“識古”的關鍵所在,人們在“居今識古”過程中發揮著怎樣的能動作用?

  瞿林東:處在一定歷史時期的人們,通過當時所能接觸到的“載籍”即史書(史乘)而“識古”,并從所識之“古”中獲得知識、思想、智慧和修身之道,從而積累、提升自己的“德”,為社會所用。這就是“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價值所在。前面講到司馬遷所言“志古之道”的“志”,本意是記住的意思,我引申為學習、記住,聯系劉勰說的“其載籍乎”,即學習并記住“載籍”中的記述,人們才能“識古”。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載籍”的數量、種類不斷增加,內容越來越豐富,人們從“載籍”中獲得的知識、教養、經驗、智慧也不斷提升。

  江湄

  春秋時期楚大夫申叔時認為,以不同性質的“載籍”教導楚王的繼承人,可以使其在不同的方面得到提升。他指出:“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以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國語·楚語上》)這里可以看出“載籍”門類之多和內容的廣泛。唐初史家撰修《隋書·經籍志》,將文獻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僅史部書就有十三類,人們通過“載籍”而所識之“古”的范圍更加擴大了。明清之際,王夫之論《資治通鑒》之“通”的內涵,強調:“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穹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讀通鑒論·敘論四》)這種從思想上、理論上對“古”的概括,更加使人認識到“識古”的重要性。

  進入近代,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從歷史觀和人生觀的角度闡釋了通過“載籍”而“識古”的重要意義。李大釗指出:“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杰為國家為民族舍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亦能認識出來這一班所謂英雄所謂豪杰的人物,并非有與常人有何殊異,只是他們感覺到這社會的要求敏銳些,想要滿足這社會的要求的情緒熱烈些,所以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劇,壯劇。我們后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愿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史學要論》)

  “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史通·史官建置》),這是“載籍”不絕于世的保證,也成就了中華文明記載連續不斷的偉大事業。人在“居今識古”過程中的能動作用不可忽略,當“載籍”從史官、史家手中傳到社會不同人群和社會生活層面時,史注家、史學批評家、歷史考證學者等,都在發揮各自的專長,推動“載籍”中的“古”煥發出自身的生命力,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活動和歷史進程。當然,“載籍”中記述的“古”,不能與實際存在過的“古”同等看待。一是實際存在過的“古”不可能完全寫入“載籍”,二是“載籍”中記述的“古”也可能因記述者的曲筆而改變了實際存在的“古”。就前者而言,表明人們對“古”的認識不可能是絕對的,但人們可以從記述者所記述的“古”中獲得自己所關注的內容;就后者而言,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史學上有堅持直書、揭露曲筆的傳統,從而使人們更容易獲得有益的知識、思想和智慧。

  孫衛國

  劉開軍:的確,“載籍”作為“居今識古”的媒介,其重要作用在于消除“今”和“古”之間的時間鴻溝。因為史書囊括今古,可以溝通歷史與現實。歷史學是人們認識過去的橋梁,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治療一個國家患上可怕的“失憶癥”。不重視歷史學,也就無法認識歷史,更談不上文明的傳承和發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居今識古”這個命題已超越了學術研究的范疇,而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意義。當代史學工作者的任務是梳理、繼承這個傳統,將之用于指導我們的史學活動,并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尊重歷史、學習歷史、傳承歷史的風尚。

  從認識主體來看,“居今識古”是人的一種自覺的思想追求和知識需求。在古代,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都渴望了解過去,表現出“識古”的濃厚興趣。東漢末年,漢獻帝特別希望知曉西漢的歷史,但他沒有充裕的時間閱讀《漢書》,于是命荀悅刪改《漢書》,寫成一部更加簡略的西漢史讀本《漢紀》,這也是較早的帝王歷史讀物。至宋代,勾欄瓦肆、街頭巷尾之中,有職業的“說話人”專門講秦漢、說三國,聽眾多為普通民眾。他們聽史,除了娛樂,當然也有“識古”的目的。明清時期,歷史知識進一步走向社會大眾。近年來,社會上又興起了一股“歷史熱”,其中雖存在良莠不齊的問題,但這也是今人努力“識古”的體現。

  江湄:中國史家很早就認識到,對歷史的記錄不僅是對歷史事實的整理和編纂,更是人們對歷史的一種深刻認識和再現,其中包含著基于現實需要的歷史認識者的“思想”。戰國時期孟子論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相對于“事”和“文”,“義”才是史之所以為史的根本要素。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提出,要以作者的“別識心裁”作為“撰述”的根本要素,唯“撰述”足以稱“史學”,而“記注”不足以稱之,這是章學誠對中國史學重“義”傳統的精彩總結。中國史學的經典之作大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現實感和政治性,都有鮮明的經世傾向和豐富的思想含量,這與中國史學的重“義”傳統是密切相關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面對中國的歷史文獻,不能僅僅將之當作“史料”來使用,而是必須深刻地意識到,其中包含著一個時代對于自身歷史地位的想象和認識,包含著對于時代問題的診斷和思考以及對于歷史前途的判斷和希望。這些“思想”“觀念”和“心態”構成了那個時代更深層次的歷史真相,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是必要且首要的。聯系到20世紀后半葉,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雖然使歷史學的客觀性遭遇到一種強烈的危機,但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它也使歷史學家對書寫歷史的意圖更加自覺,“歷史是如何被記憶和書寫的”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一個前沿問題。人們普遍認識到,自己首先面對的,不是“歷史”,而是對于歷史的“記憶”和“書寫”,這些“記憶”和“書寫”中承載的情感、意圖、心態和思想觀念,同樣是“歷史”。史學理論的進展使客觀歷史本體與歷史記載的區別不再絕對且更有細究的必要和意義,同時更加強調和突出了歷史認識過程中一個基本的事實:人們只能借助于對歷史的記憶和書寫,才能對歷史有所認知。這正應了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中的那句話:“居今識古,其載籍乎!”

  劉開軍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一個優良的史學傳統

  主持人:在劉勰明確提出“居今識古,其載籍乎”之后,后代學者從不同角度將其作為一個重要命題展開論述,遂使其逐漸成為中國古人史學觀的共識。請問,“居今識古”這一思想傳統是如何貫穿于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中的?

  瞿林東:“居今識古”觀念的形成和發展,與中國古代史學重視史官,重視修史、著史,重視史學社會功用的優良傳統緊密相連。漢、唐史家對此有明確的論述。東漢班彪意在續司馬遷《太史公書》(《史記》),“作后傳數十篇”,其所撰長篇“略論”,從“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論到司馬遷著《史記》,是較早論述這一優秀傳統的文字。文中有這樣幾句話:“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觀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漢書·班彪傳》)對中國史學史的論述,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值得進一步關注和闡發。

  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志》,其總序稱:“史官既立,經籍于是興焉!边@是從廣泛的意義上,強調史官對于“經籍”產生、發展的重大作用。其史部大序則進一步表明史官所應達到的標準及其職責的重要性;其十三類小序則概述了各個門類史書的源流與存佚,展現出史學發展的宏闊畫卷。半個世紀后,劉知幾撰成《史通》一書,其《六家》《二體》《史官建置》《古今正史》《雜述》等篇,具體地描述了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軌跡,把中國史學中的史學自覺精神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這是清代思想家、詩人龔自珍的名言(《龔自珍全集·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這充分說明,悠久的中國史學傳統,以及許許多多優秀的史家、史籍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之深、之大。當今的中國史學者,身居改革開放的中國,面對多元的世界文化,要以廣闊的視野和虛懷若谷的胸襟,吸收外國同行有益的思想、方法和成果,用以提高自己、豐富自己;同時,也要真誠地、清醒地對待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創造出反映時代要求而又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史學成果。

  劉開軍:劉勰的貢獻在于,他把先秦以來的這些思想提煉為一句文字簡短、指向明了、意蘊豐富的話,推動了這一傳統的最終形成和發展。劉勰之后,“居今識古”成為一句名言,不斷被后人引述論說。而關于“居今識古”的相似表述更屢見于史冊之中。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在《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說修史旨在“多識前古”。無獨有偶,唐太宗也從自己的讀史經歷中由衷地感慨:“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修晉書詔》)當然,在司馬遷之前,孔子不僅具有明確的借文獻認識歷史的自覺意識,而且還是一位“居今識古”的實踐者。史載孔子“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即從古代典籍中求得學問。同時,他又整理《詩經》,作《春秋》,為后人“識古”提供了可能。

  淳化三年(992年),徐鉉撰寫《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提出:“居今識古者存乎書”,從他緊接著所寫的“金匱石室之宏規,名山京師之故事,此而不務,何以為能”來看,他說的“存乎書”也就是歷史典籍,這和“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思想和表述都如出一轍。在另一篇文章中,徐鉉還直接勸誡士子們要“居今識古”(《泗州重修文宣王廟記》)。要之,“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傳統,導源于先秦,發展于兩漢,定型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歷宋元明清而代有傳承,其流不絕,一直滋養著中國傳統史學不斷成長。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和傳統,中國史學才能夠生生不息,史學家無論是在盛世的喧鬧還是在衰世的沒落中,都以理性的態度、深沉的憂患和恢宏的器局書寫歷史,讓后人得以認識歷史,總結歷史。

  江湄:“居今識古”體現了中國史學的自覺精神。中華文明很早就具有歷史意識的自覺,明白“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道理,從而形成了發達連貫的歷史記載和編纂的傳統,在晚清今古文之爭中,章太炎明確提出,孔子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訄書·訂孔》)孔子對于中國文化的偉大貢獻在于開創了史學傳統,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意識有了基礎和根據:“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令遷、固得持續其跡,迄于今茲,則耳孫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倍《、波斯與中國同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但是由于沒有記載和編纂歷史的傳統,以致近代遭到帝國主義侵略后,無法追述自身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無法建立自身歷史的連續性:“而故記不傳,無以褒大前哲,然后發憤于寶書,哀思于國命矣!(《國故論衡·原經》)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現代國家及其民族意識的創建,對這一點尤其有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孫衛國:事實上,不獨中國古人有“居今識古”的思想傳統,古希臘歷史學家也曾有相近的表述。赫卡泰厄斯就曾強調“只有我認為是真實的東西,我才把它記載下來”;被譽為“歷史學家中的歷史學家”的波里比阿特別指出:“真實之于歷史,正如雙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雙目,這個人就終身殘廢了;同樣,如果從歷史中挖去了真實,那么所剩下的豈不都是無稽之談?”所以“求真”作為古希臘歷史學的一個基本底色,也由此開啟了西方史學的求真傳統,正因為真實的歷史被記載,因而“居今識古”才成為可能。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一件具有現實意義的史學工作

  主持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边@是中國古代史家對史學社會功能所作的深刻總結,通過居今識古,人們可以溝通古今,鑒往思來,這反映出中國古代史學在求真的同時,講求經世致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曾指出:“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边@正是基于中國古人的認識傳統,對史學在當代的發展提出的期許。請大家談談,“居今識古”在當下如何發揮其現實功用?

  瞿林東:史學在社會歷史中誕生、成長,它需要良史、求真和著作的積累;同時,史學也要回到社會現實中發揮作用,使人們獲得經驗、智慧和對歷史前途的辨別能力。這是“彰往察來”的古訓所要求的,也是“居今識古”的現實訴求。

  中國古代史學不僅追求求真,也講求致用。自先秦以下,中國史學歷來有經世致用的傳統,由史家本人宣稱,其所著史書,正是為施政作參考,至晚當始于《通典》著者杜佑!锻ǖ洹纷孕蛎餮裕骸八搿锻ǖ洹,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边@位“以富國安人(民)之術為己任”的封疆大吏這一治史宗旨,不僅受到當世人的稱頌,而且深得后人贊許,乾隆《重刻〈通典〉序》稱贊《通典》“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另一歷史巨著的作者司馬光在其《進書表》中說,《資治通鑒》撰述的重點,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從而“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從撰述重點到撰述目的,《資治通鑒》經世致用的撰述宗旨十分明確。宋神宗稱它有資于治道,故賜名“資治通鑒”,是非常恰當的。清人龔自珍撰有《尊史》一文。意謂史家、史學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為“能入”“能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龔自珍全集》第一輯)!叭牒醯馈,這比“能入”“能出”,又提升了一步?梢,史學之于“道”,是多么重要。這些都表明,從求真走向致用,是一項具有重要實際意義的史學工作。

  劉開軍:“居今識古”是一項古老的傳統,同時又有現實意義!白R古”從來都不僅是史學家的事情,而且是一項關涉社會全體的事業。以我的淺見,“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現實意義,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的意思:

  第一,“古”與“今”是相對的,由“居今”而“識古”,再由“識古”而進一步“識今”,循環遞進、不斷深化。人們常說到“古往今來”這個成語。什么意思呢?“古”成了往,“今”也就隨之而來了。在認識論上,古和今不能分開。對此,東漢時王充說過一句很精辟的話:“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論衡·謝短》)清代乾嘉學者王鳴盛把“知今不知古”稱為“俗儒之陋”(《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學諸書”條)。1918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文章,題目叫作《今》,里面有一句話:“‘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卑凑瘴掖譁\的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今”是“古”的延續,“今”里面有很多“古”的基因?梢,不“識古”也就不能真正識今。

  第二,“居今識古”思想不斷循環深化,使得人們有可能少走彎路,不走歪路。歷史上,知識精英們從未放棄過“居今識古”的傳統和使命,他們勤于撰述,不斷探尋“識古”之道。為了認識歷代成敗興衰之跡,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為了掌握古代的典章制度、運用其中蘊含的治國思想,有“九通”之作。為了總結古代的文學、藝術成就,歷代正史中設立了《藝文志》《經籍志》《儒林傳》《文苑傳》等。為了尋找抵御外侮的良策,王韜著《法國志略》,黃遵憲作《日本國志》。今人研讀這些典籍,不僅認識了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能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上理解今天的政治、文化、學術特色,更好地融入到當下如火如荼的時代洪流之中。

  第三,“識古”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變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加直觀地彰顯了“居今識古”的現實意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為了尋求出路,回答中國該往何處去的問題,學術界開展了一場有關“識古”的大討論,這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新生命派、動力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家出現了激烈的交鋒。最終,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種影響直至今日。

  第四,“居今識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來說,亦有其特殊價值。若著眼于國情而“識古”,就將“識古”落到了實處,可以看清楚古代歷史文化認同的軌跡,這對于民族融合和國家一統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遼興宗在位時組織翻譯了《貞觀政要》和《舊五代史》。金代的科舉考試內容中,就包括“十七史”。瞿林東先生主編的五卷本《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也是這樣一部“居今識古”的教科書。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熟知過去兩千多年間各民族間的融合,尤其是思想觀念上的認同,對于處理好民族問題和邊疆問題均有重大意義。

  總之,政治家“識古”,可以周知歷代治亂之跡及其利害,更好地治國安邦;思想家“識古”,可以為思想的錘煉提供資料和素材,提出并解答思想史上的一些命題;文學家“識古”,可以從文學的盛衰流傳中體察人世百態,創作出兼有歷史底蘊和時代氣息的佳作。當代的史學工作者毫無疑問肩負著引導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使命,牢記司馬遷所說的“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和顧炎武的名作——《文須有益于天下》,既有志于寫古,也不忘論今。

  孫衛國:“居今識古”,最重要的就是要切合時宜,為當下社會現實服務。誠如李大釗所言:“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畹臍v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紙堆里去尋!(《史學要論》)這也就是“居今識古”的用意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賀信中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

  歷史學是門開放的學問,常做常新,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潮對它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但它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斷壯大的根本,則是始終堅持對真實歷史的探求,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史家也認為史家關注歷史,實際與當下密不可分。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言:“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相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睔v史學家因為現實問題,回眸歷史,從中找尋著所研究的問題。另一位英國著名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在一首著名的詩中寫道:“無人能令/時光倒流,草原欣榮,百卉奔放,但我們不悲傷,情愿在/殘余的時光/再尋回/以往的力量!睆倪@首詩中,我們或許也可以感受到“居今識古”的韻味,也為當今史學工作者的堅守,帶來一些詩情畫意。

  (人物素描/郭紅松)

  原標題:“居今”何以“識古”—關于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一個核心觀念的對話

責任編輯:余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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